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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我国的人口增长拐点从2006年就已经出现。一方面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从2006年以后大幅下滑，过去四年连续出现负增长；另一方面，中青年人口减少的同时，老年人口在加速增长。背后的原因主要是90年代以后，我国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数量就在大幅减少，一直维持在2000万以下的低位，第三代“婴儿潮”没有如期出现。造成的结果是，我国每年退出劳动年龄大军的人口越来越多，但每年新补充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。

文 | 中泰证券分析师 梁中华长期看人口：趋势的力量从长期视角看，人口才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变量。我们考察了日本、韩国的经验，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和经济增速走势高度相关。日本在上世纪60-70年代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大幅下行，经济增速也逐渐从10%以上回落到4%左右的水平；90年代以后，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出现第二波下行，之后连续十几年时间负增长，而日本的经济增速从90年代以后也是一蹶不振。

自2017年以来，前述三种情形基本是交替出现，这导致了汇率双向波动、市场预期分化。“目前我们面临的就是第三种情形。”管涛告诉经济观察网。他建议，现在，对于市场来讲，主动适应汇率弹性进一步加大的新常态，对于政府来讲，就是要对之后可能出现的坏情形有所准备，即使永远用不到。

三“石可破也，而不可夺坚。”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。他解释，第一，人民币“破7”之后，底线犹存。本次“破7”不是预期驱动的“心魔”兑现，而是基本面驱动的顺势调整，具有自我稳定的能力。通过一系列双向波动，新的汇率底线有望渐次浮现。第二，“破7”之后，博弈延续。中美贸易博弈长期路径的选择，将深刻重塑汇率的运行情景和均衡位置。如果博弈长期化但不极端化，则人民币汇率有望维持长期稳态。第三，“破7”之后，逻辑不改。立足于近年治理经验和未来国际环境，中国央行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核心逻辑不会动摇，外部的预期管理和内部的“稳增长”加码将双管齐下。有鉴于此，“破7”之后，人民币汇率料将平稳调整至合理均衡位置，适度的汇率双向波动亦将有助于巩固中国经济的增长韧性。

伯明翰大学校长伊斯特伍德说：“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到伯明翰大学学习，而中国学生是我们教学和科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们接受高考这一严谨而重要的评估考试方式，将为最优秀、最勤奋的中国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和研究机会。我期待并欢迎这些有雄心壮志的学生们来到伯明翰大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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